思想乌鸦
中国人为什么这么“缺德”？——“尊孔”造成中国人普遍缺乏“道德”意识 黎 鸣我非常遗憾，我的“批孔”、“反孔”、“灭孔”很难获得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普遍的响应。我愈是说得多，反而愈是让同胞们“反感”，甚至更适得其反，反而让大家感到“尊孔”值得“同情”，似乎历史上的“尊孔”，还是合乎“情理”的。作为一个现代的哲学学者，我需要反思的不是我的“批孔”、“反孔”、“灭孔”的方向有问题，而是我的“方法”，我的看问题的角度，缺乏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“相亲近”的“气场”。诚如老子所言：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换言之，虽然我对于历史上中国人的“尊孔”恶习，恨之入骨，但是我却必须打中孔丘及其儒家的真实恶劣的“要害”，而且还必须稳、准、狠地打在让大家也全都感到心灵“疼痛”的部位上，才可能真正取得真实“批孔”、“反孔”、“灭孔”的效果。说白了，批判者、反对者、消灭者，不能自说自话，而是应该站在大家共同生存、发展、幸福的“立场”上，让大家全都真实地感受到你所论述的“批孔”、“反孔”、“灭孔”问题的非常必要的历史情势的“严重性”。正是因此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近来的文章，已经不再是仅仅以一个哲学家讲理的方式在慢条斯理地“写文章”，而是更以自己也是一个“中国人”的“立场”的关键的角度来说话，甚至来呐喊。我必须让大家都清醒地看到，“批孔”、“反孔”、“灭孔”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“爱好”，而应该是每一个作为“中国人”，尤其是作为一个当代“中国人”的普遍的“责任”和“义务”。很显然，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的历史，全都是“尊孔”的历史，而中国人的几乎所有的“不文明”的“人性、人格、人品”，总之，“不文明”的“伪文化”、“假文化”、“非文化”的传统恶劣的“习俗”，实质上，全都是来自“尊孔”历史的结果。今天要讲的即是，中国人为什么普遍“缺德”的最根本的原因，也正就是来自“尊孔”的历史惯性。这种“尊孔”历史的惯性彻底地消灭了中国人的真正人类“道德”的意识，造成了中国人事实上的普遍性地“缺德”。长期以来，中国人只管把孔儒的“孝悌忠恕”僭称为中国人自己的“道德”，其实，这根本就不是真正人类的“道德”，而真正人类的“道德”，严格地讲，应该是老子在其《道德经》之中所论述的“道”和“德”。老子的“道德”才是人类真正的“道德”，也是与西方人的“道德”具有相同意义的“道德”。人类真正的“道德”应该是人自身在人类社会（的公共生存）之中的“言”、“行”、“思”所必须普遍遵循的最基本“作人”的底线和规则。例如西方人的道德，即是以著名的“摩西十诫”为其最基本的底线和准则的。其中就谈到，“言”不可作“伪证”，“行”不可作“窃贼”、“强盗”、“强奸犯”、“欺侮人者”,更不可做“杀人者”，“思”不可“拜偶像”、不可违背与上帝的信仰相关的誓言，等等。其中虽然也同样包括必须尊敬父母，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毕竟是家庭之中的私德而不是社会之中的公（共道）德。老子的“道德”也同样非常严格地规定了人们在社会之中的“言”、“行”、“思”的最基本“作人”的底线和规则。老子的“言”即“道”，而且这个“道”更作了非常抽象的处理，上升到了人类崇高的人性的高度，诚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第２１章之中所论：“道”之“为物”，其中有“精”、有“真”、有“信”，而且“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”，即“言”—“道”之“真”、之“信”必须能够保持永恒，这样才能够以其名而去认知万事万物。说白了，老子要求“言”—“道”必“真”，而且还是“常道”——“常真”。这其实就已经定义了“真理”的永恒惟一。老子要求“行”必“宝”—“保”，而且有“三宝”，“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伪天下先。”说白了，老子要求人们的“行”为，必须有对他人的爱心，即“慈”，必须有对自身俭朴、简约、朴素的自律，更必须要求“无伪装”，即不骗人、不欺人、不诈人在先，但并不否认对于他人可能的伪装行为，应该有所警惕和防患。老子的“思”在“德”，即“上德不得”，“下德不失得”，所谓“得”是人类实践领域的得失之“得”，即是说，人类的“思考”必须摆脱世俗利益患得患失的羁绊，这样才可能达到抽象的“真道”—“真理”的境界，达到人类真正精神至上的“德”，而且更有“玄德”，即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。”这应该是几乎达到了真正人类精神绝对“自由”的境界了。显然可见，老子的“道德”才是人类真正最完美的“道德”。与西方人的“道德”和老子的“道德”完全相反，孔丘及其儒家不仅没有对于“道德”进行过任何的定义，而且还更把“道”曲解为了“正”—“政”道，把“德”转换成为了“仁义”之“德”，实际上是把“德”歪曲成为了维护“礼乐”的工具，尤其邪恶的是，孔丘对于人类的“言”、“行”、“思”的具体规定，几乎是完全、彻底、深刻地逆反、败坏、诋毁了人类最基本“作人”的道德底线和规则，而仅仅以“孝悌忠恕”的个人私德来完全取代中国人的全部的“道德”。孔丘在《论语》之中要求人们为了遵循“亲”、“尊”、“长”的“礼乐”的需要，竟然公然提倡说谎、隐瞒、避讳，例如孔丘所说的“子为父隐，臣为君隐”，“为君讳耻，为贤讳过，为亲讳疾”，乃至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而且还更要求中国人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”，甚至对于“君子”而言，却竟然允许他们可以“言不必行，行不必果”。我非常遗憾，对于如此敢于公然诋毁人类（公共生存之中的）最基本“作人”的道德底线和规则的孔丘，中国人却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竟然视之为中国人的“道德的楷模”、“仁义”的君子、千古的“圣人”、“万世的师表”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这不是明显地说明，中国人的整体就在公然地对抗人类的“道德”么？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以来居然会全都丧失了最起码的“道德”意识，而且还索性把孔丘及其儒家的“孝悌忠恕”即直接奉为自己民族全部的“道德”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呀？这全都是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“意识形态”的严重“丧道缺德”的“罪孽”呀，难道不是这样么？面对如此丧失人类“道德”意识的情景，中国的文人们应该如何给自己进行辩护呢？更将如何为孔丘及其儒家的严重地“丧道缺德”进行辩护呢？在孔丘的心里只有“礼崩乐坏”，而根本就没有什么“道德败坏”，而“礼崩乐坏”恰恰正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们“道德极其败坏”的结果，而不是相反，“道德极其败坏”是“礼崩乐坏”的结果。为什么？因为由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所完全支配的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们，压根儿就不曾具有过任何人类真正的“道德”可言。当现今的统治者们居然“号召”“以德治国”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正是在以世界上最下流的“道德败坏”进行“治国”。中国今天实际上的（总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）严重的状况难道不正是如此非常明显地获得了雄辩的证实吗？通过上面所述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，两千多年来凡是“尊孔”的中国人，其实早就是一群严重地丧失了人类真正“道德”意识的人们了，而他们之中的统治者们，就更是一群“道德极其败坏”人们。他们心中惟一关心的就只有“礼崩乐坏”，而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什么叫做“道德败坏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群“道德极其败坏”的歹徒啊！而这些“歹徒”也正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真正永远“道德败坏”的“价值观”的忠实的信徒啊！正是因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“尊孔”，所以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遍“缺德”的民族，而其中的统治者们，就更尤其是一群“道德极其败坏”的歹徒！他们的“言、行、思”充满了人类之中的最最不堪的“假、恶、丑”，根本就毫无任何最起码的底线和原则可言，他们的心中只有“亲、尊、长”，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的“真、善、美”可言。中国人为什么不幸，而且还更是永远的不幸？其中的关键，即在中国人自身普遍“缺德”，而其中的中国统治者们又更是尤其“缺德”，而且是天下的最“缺德”。诚如毛泽东自己经常坦率地说到的：我就是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。”中国历来的统治者们，从来事实上即是如此“无法无天”的“道德极其败坏”的一群啊。我真是为永远都只知道必须“尊孔”的中国人的悲剧性的命运，感到心灵的无限之痛呀，说心里话，有时候真是对这个永远“缺德”的民族不能不感到真实的“缺望”啊！中国人惟一的希望在哪里？在必须彻底地“打倒孔丘”，彻底地拔除中华民族永远不幸的“尊孔”，并从而导致整个民族全体永远“缺德”的“祸根”啦！！！（2013,7,19.）http://blogfile.ifeng.com/uploadfiles/blog_attachment/1307/05/467805_13748058597614.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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